《促织》与《变形记》中的“异化”

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

请表明您觉得我至少还有几分是对的呀！

两种社会，两种异化

熊弗莱的个人理解是：两者都可以算是对人的异化，封建主义社会将人变成蟋蟀，资本主义社会将人变成大甲虫。封建主义社会中，出于皇权的威压，为了生存，为了求荣，人自愿“异化”为虫；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方式的剥削性，无产阶级被“异化”为工具，失去价值，又“异化”为虫。

但就蒲松龄而言，一个“科举考了40年未中举”，72岁还要去考岁贡，拿个候选儒学训导的虚衔的文人，在茶摊故事《聊斋志异》中大多是“劝谏”。他在文中使用鬼怪故事的传奇传统，大概意识不到所谓的“社会异化人”的含义，更多还是“不中举”下的排解与针砭时弊、借古讽今。蒲秀才一直希望有那样一个“明君”有效地治理天下，有见识地发现他这样的有德有才之人。

而卡夫卡作品大多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他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欧洲，对大企业大工厂大机器生产下造就的社会对人的“异化”有较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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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织》插图——人民文学出版社

九岁孩子化作虫

宣德皇帝本也算是一个明君，和他父亲明仁宗一同开创“仁宣之治”，在位十年也算是政治开明、治理有方，但他偏偏爱斗蛐蛐。臣子们上贡有战斗力的促织就可以受上赏、评优异（综合测评加二十分），到了地方，小鬼们便可以要求平民百姓上交蟋蟀。百姓如果找不到成色好的蟋蟀呢，还可以上交钱财嘛，蛐蛐市值便水涨船高。

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 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转侧床头，惟思自尽。

成名一家在即将被“追比”到家破人亡的程度，天降促织，正欣喜中，九岁的成名之熊孩子把促织玩死了。这意味着成名会继续被“追比”致死，一家人将亡散。本来九岁的孩子玩玩促织十分正常，但因为皇帝的喜好、地方官的求荣求上进、小吏的严厉追讨，百姓被“异化”为满足皇帝与臣子的玩具，这促织有了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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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蟋蟀

责骂下熊孩子跳井，魂魄自愿化作一只凶猛的促织，实现了成名一家免除徭役，县官优异的考评，抚官受到皇帝的赏赐，皇帝像个孩子一样开心。九岁的孩子自愿化为虫，这样的描写不能体现封建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吗？

明朝封建社会无论谁当权，皇权都是起决定作用的。而这样的象征皇权的人（皇帝、大臣、太监）的一句话，都会被整个集权系统把握，再由地方的想法加工后作用在平民百姓身上（皇权的一小步，天下的大震动）。为了生存，人们不惜根据县官的意愿去采蘑菇、打老虎或是化成虫，既是身体上要为徭役赋税行动，思想上还要向基层化的儒学看齐。

在《聊斋志异》的手稿本中，成名之子没有还魂情节，大概就一直做一只快乐的促织了吧，或许可以说是彻底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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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织》结局

旅行社销售之星的“异化”

再看旅行社销售之星格里高尔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工作丢了，家人害怕不理解。过了一段时间，随着家人们都自谋生计，对格甲虫就越发冷淡，直到格里高尔最疼爱的妹妹希望他去死。

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一生理变化象征着他在现代社会中被异化的极端表现。他的身体变形只是外在表现，更深层的是心理上的异化。变形后，格里高尔逐渐失去了与人类社会的联系，他的内心世界变得麻木，甚至开始接受自己的虫性。

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人逐渐沦为机器的附属品，失去了自身的自由和尊严。格里高尔作为旅行推销员，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他的生活被工作完全占据，最终在精神和身体上都被异化。

当一个充当资本主义生产环节中的一个零件崩溃时，他便像是被挤干的柠檬、被吃净后的果核，雇主不再需要这样一颗生锈的铁钉（我需要你，就像需要生锈的铁钉——《大师与玛格丽特》），家人不希望带着这样一坨累赘，甚至自己都无法继续生活。

在这样的活生生的人被异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环节中的一个小步骤中的随时可替代的一部分时，这样的“工具”失灵后的结局便是废品回收站，完全无用的只会被扔到一旁。可怜的格里高尔“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偿还着父亲的债务，维持着一家的生计，到最后只想消灭自己这个“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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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大甲虫

“异化”结局

两个结局都“挺好的”，可能是除了当事虫之外家人的“happy end”。这种结局设计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性，更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对个体的压迫和异化。

在儿子化成虫之后，成名一家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社会地位也显著提升。然而，这种“幸福”是建立在成名儿子的悲剧之上的——他失去了人性，化为促织，经历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格里高尔的死让他的家人摆脱了负担，重新投入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他们在格里高尔死后，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甚至计划去旅行。格里高尔的死亡是彻底的悲剧，他不仅失去了身体，更失去了家人对他的爱与关怀。他的存在从被需要到被抛弃，最终以死亡告终。

两部作品都通过“变形”这一情节，揭示了社会对个体的压迫和异化。《促织》批判了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摧残，而《变形记》则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剥削下的“异化”。

总结乱聊些

有一点想法是，这样的一家人或是依靠虫，或是抛弃虫，依然还能生活下去，可能也说明这样的压迫社会，为了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统治集团会给予底层人民“恩赐”般的喘息，会让平民百姓觉得还过得下去，以模糊人民对自己苦难来源的认知，消极化被统治阶级可能的斗争。

两位的家人的做法大概可以说无可厚非，成名为儿子的死亡“化怒为悲，枪呼欲绝”，格里高尔的妹妹也曾细心照料过大甲虫一段时间。生产关系导致的“异化”是针对整个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不仅仅是某个个体或家庭的问题。

成名一家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底层，他们的生活完全依赖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需求。成名的儿子变成促织后，全家的命运与这只促织紧密相连。他们和对促织的利用和重视，更多是出于对封建压迫的无奈和对生存的渴望。成名一家的“幸福结局”是建立在封建制度的荒诞和残酷之上的，这种制度迫使他们将儿子的变形视为一种“救赎”，而非悲剧。

格里高尔的家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们的生活被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所主导。格里高尔变形后，失去了作为经济支柱的功能，家人对他的态度从依赖转向排斥。这种变化并非完全出于冷漠，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价值被经济价值所取代。格里高尔的变形使他成为家庭的负担，而他的死亡反而让家人重新获得了生活的希望。

在 明朝封建 与 二十世纪初资本 两个剥削社会，

被统治的底层个人很多时候大抵不能说“我想怎么活”，

而是“我活成什么样才能活下去”，

是的，要有着作为“玩具”与“工具”的觉悟，才更可能得到地主和资本家的认可与赏识，毕竟还可以做“更好玩的玩具”与“更好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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